贝聿铭:我是中国人,西方建筑师
贝聿铭
在波士顿建造肯尼迪图书馆(John F Kennedy Library & Museum,于1979年开放)是段痛苦的经历,非但当地民众反对,成本也遭到了削减。在同一城市的约翰汉考克大楼(John Hancock Tower,1976年)代表着硬纸板和玻璃镶嵌工艺陷入困境的时期,当时窗玻璃被木板挡了起来,以防掉落砸到路人。最著名的是,卢浮宫金字塔(Louvre pyramids,1988年)招致保守的巴黎人的痛斥,他们疾呼,美国人要破坏巴黎神圣的标志性建筑。
如今这一切都已被抛在脑后。卢浮宫金字塔已成为当代巴黎的象征之一,正如蓬皮杜中心(Pompidou Centre)一样。贝聿铭不仅凭近期作品挽回了名声,而且更上了一层楼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完成的两件作品:透出宁谧气息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(Museum of Islamic Art),以及在贝聿铭的祖国兴建的、被广为称赞融合了东西方色彩的苏州博物馆。很难说清,是贝聿铭十分善于顺应潮流而改变,还是潮流在紧跟着他而改变。
此刻,贝聿铭坐在我对面喝着英式奶茶,风度翩翩,衣着考究。他极力想让人满意,绝非傲慢自大的“古板建筑师”的形象。我们在伦敦的文华东方酒店(Mandarin Oriental Hotel)见面简直是理所当然的,这家酒店融合了浓郁的皇家古典风格和奢华的东方变异色彩。贝聿铭身着剪裁合体的灰色西装,袖子下端露出带褶皱的法式衬衫袖口。他脸上没什么皱纹,但有老人斑,架着一副独具一格的圆框眼镜,这一小处模仿勒·柯布西耶(Le Corbusier)的打扮让他的脸显得严肃。
贝聿铭当年在哈佛就读,师从沃尔特·格罗皮乌斯(Walter Gropius)。格罗皮乌斯是包豪斯(Bauhaus)流派的创始人,或许也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教师。曾是格罗皮乌斯合伙人、建造了惠特尼博物馆(Whitney Museum)和纽约联合国大楼(UN Building)的匈牙利建筑师马赛尔·布鲁尔(Marcel Breuer),则是贝聿铭的好友。这两位现在看来几乎是神话般的人物,贝聿铭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呢?
“很多,”他回答道,“格罗皮乌斯非常严格,但也是个极好的老师。布鲁尔和我则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,我们几度同游欧洲,一起航行——航行是相互了解的极好的方法。”说到这里,贝聿铭的眼中几乎笼上了一层薄雾。
当我问起他是怎么到美国的,他又提到了船。“我是1935年到美国的,去了旧金山。我坐船从中国出发。当时我甚至不会讲英语,我能读懂一点,或许也会写一点,就是这样。船走了17天,我就跟船上的乘务员学说英语。”
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,贝聿铭的英语依然带着口音,偶尔还会冒出语法错误。但他说话和举止就像他的衣着一样优雅。事实上,在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,这位拒绝教书和创立理论的建筑师是不合潮流的。他把商业和文化两方面融合得貌似天衣无缝,让其他建筑师感到了怀疑。他是怎么把商业与建筑艺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呢?“我想,建筑的艺术方面对我来说是天生的,”他一点都不假装谦虚地说道,“我母亲是艺术家,诗人。商业方面则是后天的(他父亲是一个银行家)。出了学校后,我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,我在那里学到了建筑的商务方面。如今这两种工作我都能轻松应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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